别碰坏了《青花瓷》
原文：
http://press.idoican.com.cn/detail/articles/2009033014063/
◎李中国
本来是互不搭界的两码事，近日收藏家马未都却找词作家方文山PK，指责方先生为周杰伦创作的《青花瓷》中有两句与瓷器知识不符：“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”，“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”。见多识广的马先生说，汉隶从不写在青花瓷的瓶底，而宋体落款也只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代的珐琅彩瓷中出现过。
在人人尊重科学、事事有人较真的年代，这种PK不足为怪。早些时候，部分网站围剿电视连续剧《太平天国》插曲《大英雄》中的两句“流血的伤口不流泪，举旗的杆子不下跪。”他们大概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查出，伤口是人体“皮肤、肌肉、黏膜等受伤破裂的地方”，流淌出来的只能是体内循环系统中的液体之一——血。而眼泪应由眼内泪腺分泌，流血的伤口当然不会流泪了，等于说废话。而举旗的“杆子”可以折断，怎么能下跪呢？
乃至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也以科学的眼光发现唐人卢纶的《和张仆射塞下曲》——“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。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”不合常理。质疑说“北方大雪时，群雁早南归，月黑天高处，怎得见雁飞？”
但奇怪的是，对于这种纠错较真的“科学态度”，广大读者和听众却并不买账，历史也不买账。比如卢纶的“月黑雁飞高”出了问题，却不毁其经典性声誉，“知错不改”的《青花瓷》也依然唱红不衰。因为那些科学家和学问家并不明白，或尽管明白却更乐于以自己的学识角度去解读另一个领域的“科学现象”。比如诗词之用语和造意有其独特的创作和欣赏规律，有时只可意会，不能拘泥。拿中学里学来的常规语法跟诗词较真是找错了对象，而以自然科学之严肃严谨解剖诗意，则大煞风景。
宋人王安石早就界定出“诗家语”一说（《诗人玉屑卷六》），正是担心后人用读散文的眼光去读诗，不能作正确理解，体味不到诗的妙意。历代诗话词话也形成共识：忌用读史的眼光读诗，忌把诗词与科学混为一谈。而诗歌最基本的特色是含蓄与简练，其最常见的表现也是叙述之跳跃和语言之节省。《大英雄》里的“伤口”和“杆子”，突出最形象最精粹的部分以“借代”，而“血”与“泪”并提互见，或以显知隐，或略其繁复，恰是诗家语之手笔。
笔者一直以为，今人种种对诗词挑剔指证的毛病，缘于旧时代“考据家”的隔代遗传。明人杨慎就自做聪明地“勘正”杜牧的《江南春》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之“千”为“十”之误，因为“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”，完全不懂杜牧心中“整个的江南”。康熙年间大学者毛奇龄则对苏轼题画诗《惠崇春江晚景》第一首中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发难：苏轼为什么一口咬定鸭先知，难道鹅就不先知吗？遭时人袁枚讥笑。近日又见沪上某报发表现代学者据实考证的结果，说崇惠所画本来就是鸭子，东坡不过写实罢了，“轼未必独爱鸭”“错亦不在轼耳”。更可笑者是某中学教师讲解此诗时综合各种观点，为之“蛇足”一小解：鸭字后应括弧注明“含鹅、鱼等凡水中之物”。
凡此种种，作践诗意殆尽，亦乱人视听。以至《青花瓷》的作者方文山也被“忽悠”得拿不准到底孰是孰非，竟坦承没有去研究歌词中那个问题段落跟时代的事实是否符合。他只是觉得把“汉隶”换成别的字体，“发音不好听”，“字面上也不美”——其实他言中的好听和美恰是歌词的神魂。而用神魂做的青花瓷是梦想中的，是心目中的，当然与马未都所见不一样。钱钟书说“不可与说梦者，亦不足与言诗”，马先生有意PK了梦中的青瓷瓶，岂不大煞风景！
